從《叔.叔》座談會到《非同之罪》—— 五十年後,那個仍未逝去的憤怒時代

「『婦女』這兩個字,將在甚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1942年,丁玲在婦女節當天發表了〈三八節有感〉一文,文章便是以此句話為開首。我想,若將這句話的主語換成「同志」,以此形容同志族群在21世紀今天的處境亦頗爲合宜。之所以這樣說,則要從我對同志電影現象的一個主觀觀察説起。

回顧歷來以同志為題材的電影作品,個人實發現當中往往有不同程度的「説教」意味。固然,「説教」亦有技巧高低之別,但以「愛無分性別」、「勇敢做自己」等訊息作爲此類電影的母題實為一甚普遍的現象。又,也許外國的月亮特別圓,相對於歐美的同志電影,此種「説教」意識在亞洲的同志電影裏尤爲明顯,雖過往亦有如《藍宇》、《春光乍泄》等較純粹地描寫兩人之間的情欲關係、或借此關係衍生出性取向以外的議題討論的電影作品,但整體而言仍屬少數。在此申明,我並非質疑這些訊息的價值本身(誠然自己很多時候亦會被此類電影感動,間接鼓勵我繼續為同志平權出一分力),亦明白其之於當下仍然充滿歧視的社會有一反映和批判現實的重要意義;但從反對制式化的藝術叛逆本質來看,抱著「一套電影的好壞不應僅取決於其立場意識本身」的想法,我其實亦希望同志電影能在平權之上、承載更豐富多元的訊息主題。

因此,當我和朋友在六月參加本地同志電影《叔.叔》的座談會時,便把這種主觀觀察與楊曜愷導演分享,借此機會詢問其看法。而從楊導演的角度看來,此種現象其實可理解為普遍同志電影製作者的一種使命感,尤其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平權運動較西方社會落後的亞洲地區,以電影此流行文化媒介宣揚平權理念實為一極難得的機會,故有此種道德包袱實為在所難免。且探究歐美的同志電影發展史,他們在60-70年代其實正經歷了説教宣傳色彩濃厚的同運時期,在社會氛圍漸開放後才形成今天百花齊放的局面。説來凑巧,在參加完座談會的後幾天,我便觀看了一套製作於1971年、名爲《非同之罪》的德國電影,這才深切體會到楊導演所描述的那個西方充滿憤怒、理念先行的同志電影時代。

“It is not the homosexual who is perverse, but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 在《非同之罪》的開首,映入眼簾的便是此佔滿全銀幕的句子(詳見本文封面,當中的黑色文字便是採用自原來的電影畫面) —— 而此其實亦是該電影的原來名稱,所欲傳達的訊息十分直接鮮明。響應德國於70年代初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同志運動,導演羅沙.馮邦海姆(Rosa von Praunheim)遂拍攝了這部講述一名年輕同志在大城市的故事的電影,且多採取畫外音的方法批判畫面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其於後世又成為了一部「爭取性小衆權力的經典之作」,記錄著那年代同志族群的盼望與恐懼。誠然,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實不乏聽到慷慨激昂的陳詞以及口號式的平權宣言,故其因應時代所產生的政治宣傳意圖可謂不言而喻;然而,《非同之罪》之所以在同志電影史上仍有一重要地位,相信原因便在於其切入角度之獨特,當中亦表現了一個藝術工作者勇於挑戰社會主流論調、特立獨行的叛逆本質。

相對於一般刻畫他者對同志的歧視打壓、建構外内對立關係的電影格局,《非同之罪》則採取一個對同志族群自我批判的角度作論述 —— 不論是電影中主角追求舒適的中產生活失敗、繼而流連街頭尋求片刻歡愉的經歷,還是所描繪的同志内部存在的自我排擠情況(如圈内同志對青春肉體、名譽地位的推崇追求,不達標的年老和貧窮者則不被人們所接納),均爲一些對同志不優越的呈現。而考導演以此角度切入的目的,實有「號召同志與其妄想安穩地躲在主流規範,不如來一場奮勇的戰鬥換取更好的未來」的意味,或與其他外内對立格局的同志電影殊途同歸;然這種「自揭瘡疤」、迴異於平權運動主旋律的論述模式,就使得電影在柏林影展首映時除得到保守派的抨擊外,同時亦備受同志團體的批評,一度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孤立境地。

時至今日,當我們以後人眼光再回望《非同之罪》對同志族群黑暗面的揭露(看的時候其實我記起了現今男同志之間以動物區分不同身形體態者的自我標籤文化,如以「狼」形容結實精壯者、「豬」形容過胖者、「猴」形容較瘦削者等),或才能深刻領略到此部偏鋒電影的超脫藝術視野;又或是,此其實僅爲五十年來社會進步無幾、我們仍處於憤怒時代的現狀反映。但作爲一套70年代、理念先行的同志電影,當《非同之罪》已試圖走出政治大環境所提倡的正面宣傳主旋律的時候,今日的同志電影或能以此為啓示,在履行其暫時無法輕易放下的道德使命的同時,又可嘗試以創新的角度進行論述,乃至將議題拓展至更大的格局,讓不同人在電影作品中亦能找到廣泛的共鳴。畢竟,「同志電影」雖為一詞,但究竟重點當在於「同志」還是「電影」,其實就決定了我們對同志電影的期望及其未來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