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蒲崗與地誌文學

Text:陳芊憓
Photo: 梁廣福

新蒲崗取名於1959年,其名源自在九龍城和現時新蒲崗之間的「蒲崗村」,位於現時鳳德村、蒲崗村道北段,範圍包括蒲田里、蒲明里、蒲英里、蒲芳里、蒲景里、蒲蕙里和蒲蘅里一帶,橫貫蒲崗村道與毓華街之間。據記載,蒲崗村村民來自福建省的蒲田人,在南宋時期建村並經營運鹽到內地為業 1。但在新九龍區始被發展後,蒲崗村漸成人口疏落之地,據1939年《香港工商日報》的報導,當時的蒲崗村僅有五十二戶,只有三百多人 2。在日佔時期,蒲崗村更被日軍強行清拆,以納入啟德機場的擴建工程中,及後一條長457米的首條正規跑道落成。這條東西向的跑道稱為13/31跑道,正正位於現時新蒲崗一帶。最令港人記得的,應該便是飛機起降時,需要把清水灣道(今彩虹道一段)的車輛截停。而當時的皇家空軍就在啟德機場側,在鑽石山大磡村一帶便建有一座飛機庫 3。

自跑道成立以後,蒲崗之名便再沒有出現過。直到1958年啟德機場以新填海地來延場跑道,並放棄這塊半圓的土地及後一年,才命名為「新蒲崗」,始才開始其發展。同時自1953年起,工廠用地緊拙,港英政府為應香港廠家的要求, 除了開發觀塘為工業區外,便順道把機場跑道旁的「蒲崗」發展起來 4。此外,自五、六十年代出現自難民潮,除了大批越南難民的湧入外,更多的是內地人大規模地走到香港發展,當中有不乏現時著名的南來作家。他們大多住在徙置區,如九龍城、石陝尾、黃大仙等,並且為了生計會在家中從事些工廠手作,但卻因而經常釀成火災。當時的港英政府為了改善問題便在新蒲崗興建七座H形的徙置工廈 5。而從這類工廈的組成便可推斷出港英政府欲把新蒲崗發展成工業區。直至1969年8月12日,當時的城規會便把慈雲山、鑽石山及新蒲崗劃為第十一區,並決定把新蒲崗劃為工業區。從當時的城市設計圖可見,屬於第十一區的新蒲崗的絕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劃為是工業用地,只有一兩棟樓宇是用於政府、團體與社區用地,而直到今時今日,新蒲崗乃是香港所剩下的少數工業集中地。

有趣的是關於第十一區的地理劃分。在1969年以前,新蒲崗總被籠統地以九龍城概括,與新蒲崗相關的文獻大部分都收納在九龍城區的史料當中,如《九龍城區風物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等史料研究集都可見到新蒲崗在政府把新蒲崗劃為十一區以前,新蒲崗並沒有明確區分,反而一直都是依附在九龍城區,而且從地圖中亦可見九龍城(猶以衙前圍村與新蒲崗的位置最接近,而且從衙前圍村的天后廟的朝向便可追塑新蒲崗未填成以前的海岸線)與之相鄰。 不過隨著九龍城的拆卸與重建,新蒲崗終究都沒有與九龍城劃為一區,反而是與黃大仙、鑽石山等地自成十一區。不過,就其地理分佈與社區形成來說,新蒲崗與九龍城、大磡村和鑽石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眾所周知,九龍城在殖民時期為三不管之地,而大磡村和鑽石山大多為木屋或石屋區,大多在戰時來港的文人或基層都居於此處。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談及「地方」的劃分時說到「地方」的形成與其中居住的人民的生活模式相關 6,而觀乎新蒲崗的地理位置,正正落於九龍城與大磡村和鑽石山之間,其工業發展同時養活了不少居於城寨和大磡村、鑽石山木屋區的居民。換句話說,新蒲崗與九龍城、大磡村和鑽石山是互相依存的關係,三地與新蒲崗的結合才形成此一社區。而地理學家騷亦曾指出「生活形式的逐漸多樣化,每個社區因而變得越來越可以相互區別」7,「有必要藉由對地方的敘事理解來恢復獨特性」8,而新蒲崗與周邊地區的生活形態,正正就反映在其相關的文學作品之中。

雖然新蒲崗在1959年才命名,但對於這一塊地描寫卻早在四十年代便出現。在侶倫的〈無盡的愛〉中,便已寫到一間位於太子道東啟德機場跑道旁的一間咖啡店,又在〈淪陷〉中描述過太子道東、鄰近新蒲崗一帶的戰後的面貌。而曹聚仁的《酒店》、黃谷柳的《蝦球傳》、伍蘩的《香港啊香港》三部曲亦有描繪到當時新蒲崗及其鄰近地區的居住環境之惡劣及生活狀況。在地誌文學的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文學作品中有否出現該地名字,而是深入探討地區的情懷。綜觀新蒲崗地誌文學之中,可分為三種不同的地誌書寫:

  1. 地誌的描述
    地景文學帶出的是與地誌文學並不一樣的概念,地景可以包括遊歷時對該地的地形,以地景(Landscape)一詞本具有鮮明的視覺觀念,結合了有形的地勢與視野的概念。「在大部份的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於地景之外。而地方多半是觀者必須置身其中〔……〕我們不住在地景裏,我們觀看地景」。相反,地誌所說的包括該地方的風土人情、社會面貌,傾向感受與體會,關注地方的特殊性,是對地方的想像、記憶與認同的部分。而以「家」作為對地區的想像的文學作品也不少,江瓊珠早年出版的《從米蘭到鑽石山 : 甘仔故事》中曾多次以回憶「家」 的手法寫鑽石山、王一桃亦曾寫下不少關於自己居於鑽石山、新蒲崗的點滴、以往「家」的面貌。
  2. 討論地方的社會建構及其形態
    此取向關注的是地方的社會構成,並解釋地方的獨特性,指出這些地方如何是在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異性戀體制、後殖民主義,以及條件下形成,或是反映該地在一切條件的形態與面貌。事實上,在劉以鬯寫許多以灣仔為題的地誌文學中,有不少都著意反映灣仔在殖民主義下的實況。
  3. 文本中以在地區生活的人為主要關心的對象
    上文曾提及在《地方:想像、記憶與認同》中地理學家騷爾曾言關於地區的形成與其人民的組成相關,而放在地誌文學層面討論的話,則是文本主要關心地區中人民的生活為主。

美國文化批評家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在〈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9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文化提供了一種與第一世界文化形式十分不同的文本。因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是以有必要將這些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解讀,尤其是小說。這些具有民族寓言性的文本,其所呈現的是民族與個人在文化選擇和認同中何去何從的困惑與焦慮問題。故實質上,它是根植於悠長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中,並以一種歷史與現實,哲學與文學的互涉性呈現。換句話說,就是說小說中看起來像是關於個人故事的文本,也應該以國族寓言的形式來看待。但地誌文學就是要關心地區中人民的生活經驗,把小人物的聲音從國族寓言中解放。事實上新蒲崗作為香港主要的工廠區,相關的文學作品中亦有不少寫到新蒲崗工人的生活狀況,甚或是工人形態、活動等;而新蒲崗周邊的鑽石山、大磡村和九龍城皆不乏以當中居民生活面貌為主的作品。如《情陷大磡村》、《大磡之路》中便寫下了已拆卸的大磡村的社區生活,即便過去的村落或地景已在一輪又一輪的重建和清拆中消失,但卻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字讓今日的讀者細味昔日的人民生活。

三者的層次雖互不相干,卻顯然有其重疊之處,三種界定的方法乃是進入地誌文學的三重深度的不同面向,而在理解新蒲崗的地誌文學的發展中,這三個層次將是必不可少的切入點。

新蒲崗雖然發展自1958年,但一直到一年後正式被命名,自填海後到其決定被發展的過程中一直都沒有被關注。德國思想家班雅明曾經在〈命題〉一文中討論過命名的重要性,以語言學的角度指出命名是與該事物建立關係、翻譯語言之第一步:

不但把無聲翻譯成有聲,而且更把無名翻譯成名字。因此,它(按:命名)是一種把一些不完美的語言翻譯成較完美的語言,並且在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加添了一些東西,亦即是說知識。10

班雅明在其著作中十分關注「命名」的事,認為「命名」是一種力量,把客觀存在的事物透過認知與觀察而翻譯成人類的語言,賦予生命般的功能,而這種對於地區重新詮釋是一直對於地域的形成是重要的。吳潛誠在研究台灣的地誌文學時亦指出地域作為符號的重要性:

「地誌」其實只是一個符號、標誌,是等待詮釋的。我們應該知道定義常常不屬於被定義的對象,是例如地理條件本身,而是屬於下定義者。也就是說,地理現實是等待詩人╱書寫者賦予意義,透過藝術的創作使它有形有狀,而顯示出意義。把花蓮、台東稱作後山,說台灣孤懸海外一隅,把某個地方叫北濱或南濱……這都是從特定的立場所作的詮釋。11

而新蒲崗的無名,反映的不只是港英政府對之的忽視,更是註定它被排拒於被詮釋以外,落入於邊緣的狀態。當然,不單只是在命名與詮釋之上,新蒲崗的邊緣與中心的辯證更可從其社會、文學的層面印證。除了侶倫筆下的無名的新蒲崗外,《工人周報》、《大公報.小說林》中亦有不少在新蒲崗工作的工友的文學作品,內容不乏表達工人對新蒲崗不同工業的所見所聞所感,更有不少以工廠區的生活記事。雖說新蒲崗地誌文學與工人文學一直處於邊緣,但新蒲崗作為文學的生產場地,卻又曾一度成為重心。《中國學生周報》與《字花》先後在新蒲崗駐足,同時隨著時代的推移,愈來愈多的藝團在新蒲崗發酵、發展,至今新蒲崗而成為藝術文化的生產地,此地從勞動的物質生產轉化為精神層面上的藝文生產,從被描寫之地成為作者聚集的場所,不純綷因為客觀條件(如租金、地理位置)的優勢,更因文化圈的凝聚力。在租金不斷飆升的香港地,發展藝術的實際空間不斷收窄,如果要重奪屬於本土的藝文空間,團結本土藝團,共建藝文社區或許也是其中一種出路。

陳芊憓

曾任電影編劇、香港文學研究者、 雜誌總編輯及紀錄片導演,一直在不同的身份之間游走。 導演作品包括:《麗生辦館》、《同話深水埗》、《傘不走的女聲》 等。

注:

1. 劉智鵬、劉蜀永編:《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商務印書局,2007年),頁52。

2.《香港工商日報》1939年5月24日。

3. 蒲崗村位於鑽石山,是圍繞鑽石山的一條道路,西南端與彩虹道交接,伸展至北面的慈雲山,然後轉向東面,在豐盛街處再向南伸展,連接斧山道,是鑽石山區最主要的道路。

4. 直到1953年,一批香港的廠家因工業發展用地不足,向政府要求提供一個新的工業區。接著因1958 年啟德機在填海所得地上延長跑道, 政府在策劃工程時把跑道旁的「蒲崗」及「牛頭角」都劃成工業區,以紓香港廠家的要求,自始「蒲崗」才由一塊荒地發展起來。

5. 當時第一、二座的建成時間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第三、四座在一九六三年建成;而第五、六座一九六五年建成。

6.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30。

7. 同上,頁32。

8. 同上。

9.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Autunm, 1986): 69.

10. 馬國明:《班雅明》(台灣:東大出版社,1998年),頁78。

11. 吳潛誠:〈閱讀花蓮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四方文學週刊》(199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