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灣仔社區寫作:也斯的鬼、馬家輝的裁縫尺和玩具街的奧瑪 

文/曾卓然

   要深入地寫一個地方,有時或要講求作者的「資格」。寫小說時,我們可以超越性別與身份,自由地塗抹人物,我們不用談戀愛就可以寫愛情,也不必先經歷死亡才能寫生老病死。但讀者閱讀地方書寫時,往往能一眼看出作者是不是真正熟悉一個地方。書寫地方,不同於寫遊記,讀者與作者往往來自同一城市,不求傳來遠方的奇觀,更重視在日常中發現神奇。這類書寫更重視作者與地方的經驗聯結,重視反覆觀察與求証;重視不存於大歷史講述的細碎的,以小地方、個人、物件為中心的重新發現。所以這種書寫講「資格」,倒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寫好灣仔的;但同時亦最公平,因為每一個人都擁有他能寫能談的地方。

   我能寫的其中一個地方大概便是灣仔。自中一起就在灣仔生活了十多年,見證利舞台重建,中環廣場落成,龍門大酒樓(每天上學經過,有時會看見有巨大吸管的卡車泊在門前,現在才知道是吸糞車),利東街一般絕少走進去,灣仔海旁重建再重建,灣仔街市每天經過也沒有想過進去看看。後來位於灣仔的母校也因為社區人口老化而關門。成長與青春的所有新鮮與煩惱,都和灣仔緊密相連。在寫這篇文章時,又再回憶起生活在灣仔的時光,現在想如果那時候留在港島生活,可能會過著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生呢!可能只有外來的人會認為香港是鐵板一塊,其實生活在不同的社區,甚至是不同的街道,對香港的經驗也可以完全不一樣。

   不只是香港會被人誤解,僅僅是灣仔就已經被誤解得太多了。也斯寫灣仔,就以書寫灣仔的鬼入題。在〈灣仔的鬼魂〉中,把歷史的沉重與鬼魂結合在一起:「這兒總是陰魂不散。口述歷史裡充滿亡靈憂怨的眼神」,他試著告訴我們這兒充滿歲月的痕跡,甚至是香港一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我們能不能接受所書寫之地的不堪?殖民地的歷史,日佔的歷史,紅燈區的歷史。他寫道去看一個有關灣仔的展覽有些不滿,認為不少寫灣仔的書:「有些有名的作者,有些時髦的書,跟灣仔卻不一定有什麼關係。」也斯嘗試表達,他認為寫一個地方需要資格,不能也不應趕時髦。鬼「是」歷史又是經驗又是怨念,阻止我們城市上空的歷史天使橫掃所有舊物。

   去年,鄧小樺找我為香港文學生活館主辦的「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計劃,講灣仔社區寫作課,發現鼓動別人寫作灣仔並不容易,大部份學員自然而然就說想寫自己熟悉的社區!不過灣仔卻是講述在社區尋索觀察的好例子,來上課的當中也有幾個灣仔人,努力向其他人述說他們心中的灣仔,但每一個人的灣仔經驗都非常不一樣。後來那計劃的網站收了學員的創作,當中有主題很有意思的文章,例如玲風的〈奧瑪在灣仔的一天〉,寫在玩具街當雜工的巴基斯坦人一天的生活。故事中奥瑪的一天看來相當倒楣不快,不過他的家人總是在他身邊團團轉,同鄉也樂意招待他,附近愛群街也有清真寺,我認為奥瑪在灣仔生活得很快樂呢。不過故事的確呈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灣仔,寫出了與別不同的太原街。

   我們的時代好像是一個飛揚的時代,很多的「爆紅」,很多的人物飛昇然後隕落。但我所知道的文學,都急不來。容許我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說,想寫也許先不要寫,不要隨意用想像力刻意填補未清楚的現實。寫作之欲念自會隨著生命的積累,終在成熟的一刻結果。例如誰呢?馬家輝動筆寫《龍頭鳳尾》時已經是五十歲開外,而其故事的核心則來自青少年時期的回憶,如果單純是寫作和出版,以他的背景年青時就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完成。而且作者本身就是一個「灣仔人」,他絕對有資格寫下他的灣仔,但作者卻一直等待至初老的心境,才能去面對這個故事,而且在寫作前就香港及灣仔歷史作了相當多的研究和查證,甚至開展了一些學術研究計劃。就像蟹行一樣,斜向地走進歷史,準備寫小說卻總是做和小說無關的東西,假裝出向一側後退的樣子,然後一路步去自己未最熟習的體裁,最後寫出這部作者真正意義上的小說處女作。

   你只要在網上搜尋《蘇絲黃的世界》,第一個選項就是「東方主義」。故事無異是一種老調:灣仔的中國妓女與水手鬼混,最後再被追求純真的白人男人所拯救!但也斯卻提醒我們「你無法躲避蘇絲黃的歷史」,《龍頭鳳尾》則更是創造了一個江湖,把《蘇絲黃的世界》用他的方式重新構築了一次。既然是「東方主義」的西方人想像,為什麼還不把它揚棄?《龍頭鳳尾》後記作者自述十三歲的裁縫店學徒馬家輝幫美國水兵量身,把老外做好的過長的西裝後擺輕輕拉住,耍詐讓老外以為合身。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如果真要接受灣仔的多元,我們就不得不一併接受灣仔燈紅酒綠的一部份,直接面對殖民歷史,那些不太光彩的過去。但那些歷史卻確實保存在灣仔人的身上,留下了種種「或悲涼或哀傷,或歡欣或荒唐」的故事,故事的好處正是它往往不那麼絕對,光彩還是空洞,是耍詐還是急才,是被逼還是共謀,往往不那麼明確。《龍頭鳳尾》寫的還是妓女、車夫與老外,同樣是情色的而異國風情的(Exotic),但作者卻用了相當「本土」的方式,最終把東方與西方的簡化對立消解了,老外也無法子,主角陸南才到底還是龍頭啊!

   《龍頭鳳尾》中對戰前灣仔的細節下過功夫,對黑社會與妓女的生活更是巨細無遺,作者的確很有心思重現四十年代的灣仔,不過小說虛實交錯之處往往最見功夫,所以他寫星街「有間天主廟,堂前豎起刻著日、月、星的木柱,街道遂以此為名」時,就知道作者是在大量考證之上才作有趣虛構,我們知道日月星街命名與該地曾為發電廠有關,並非宗教原因,但是附近聖法蘭士街及進教圍的確是聖堂區,而且星街也確有聖母聖衣堂,這樣就把日月星街的兩條歷史線索連結起來。小說當然不是歷史的複述,它超越過去,帶有作者當下的觀照,把經驗(或許是教訓)整合。好小說能在歷史之上飛翔,不被史實所困而能演化出彩。不過飛揚與飛翔是有分別的,對一個地方真有所了解,還是僅僅裝腔作態,好的讀者其實都知道。

   

曾卓然

文學及歷史評論人。嶺南大學哲學博士,香港電台歷史節目「古今風雲人物」主持,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副主席,編有《也斯的散文藝術》。從事大學教育與文化出版工作。